其中，明确性要求法律规则能够给公众以清晰的规范指引，使其能够有效区分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

中国共产党同样具备这种属性与特点，并且将代表性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陈端洪，2008）。严格执纪监督亦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特点。

同时，它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宪法目标的举措，是我国宪法秩序演进的重要动因。作为民主形式和载体的政党，亦不能通过民主方式破坏民主制度和民主秩序（黑塞，2006：540）。对此曾产生了一定争议。它突出表现为要求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扬党内民主和保障党员权利，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前面提到，政党是人民意志形成、传递和表达的中介（萨托利，2006：82-101），而宪法体现着人民的根本意志。

事实上，政党真正进入宪法并取得宪法地位的历史却并不久远（程迈：2012）。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由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是建设宪法工程的重要任务，它将管党治党与宪制结构和宪法秩序进行融合，从而清楚阐释党与宪法、党与民主的关系。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呢？其实，在现代法理学与宪法理论背景下，上述近代立宪主义各国的宪法观的确是可以统一的，而这种统一的宪法观恰恰是质疑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本法体系下第三人效力学说的最有力武器。

这种情况不需要第三人效力理论出场。[36]参见《法兰西宪法典全译》，周威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每个人行使自然权利的界限在于保证社会其他成员得以行使同样的权利。第一，宪法基本权利首先是针对国家的公法权利(特别是对国家的防御权)，然后基本权利条款中蕴藏着整个法律体系共通的客观价值秩序，其中《基本法》第1条所称人格尊严应当是最高的价值规范。

随后第2款明确将人权定义为不可侵犯、不可转让、一切人类社会之基础。事实上基于这种近代宪法的本来面目(创设国家、建构国家功能)，宪法本应当是国家的根本程序法。

[10]参见李海平：基本权利间接效カ理论批判，《当代法学》2)16年第4期，第48～58页。宪法告诉我们首先要建立健全的民主秩序与政治过程，因而规定国家机构条款、公权力运行程序条款。第三，文章对中国法治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或参考作用。这虽然是一种英美式的人权理念，但似乎早已浸透我国宪法学，成为一种基本的思考范式。

那么，从现行法律制度体系与框架出发，具体到我国实际中，所谓的特定道德理论到底是什么呢？本文认为这一问题虽然有待其他社会科学的深入挖掘，但至少在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是中国特色道德理论的代表。[62]由耶利内克和拉班德等人发展的德意志国法学根本不承认自然法思想，将实定法当作一个封闭的系统，尽可能地排除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因素，只对其作所谓法的科学处理(wissenschaftliche Behandlung de Rechts)，即从一般概念到具体法命题再到一般概念式的逻辑演绎。[29]其本质就是德国式的宪法导向性解释。前注[8]，冯健鹏文，第143～149页。

第二，不承认实定法之外的价值因素。虽然在普通法传统下，某些历史文件的表述也可以看出类似法国的构造，[46]然而比起欧陆的法国，英美国家从一开始便特别强调人权的对国家性，这是无法否定的，不再赘言。

与英美等普通法国家不同，大陆法上要使契约无效，或认定侵权责任都必须严格依据成文民法典(部门法功能区分)。其他的公民间人权冲突交由民法调整，因而《宪法》要求国家制定一部适用于整个王国的民法典，著名的《拿破仑民法典》即在随后的1804年公布。

因此，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正是这种核心价值观的外在的、具体的表现形式。[65]它原本是一种纵向关系(国家与公民关系)上的理论，并非用来处理第三人效力问题，不过从近来德国宪法学的发展趋势上看，国家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理论越来越成为第三人效力的一种说明方式，起到了代替客观价值秩序理论的作用。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理论存在原理上错误，也代替不了客观价值秩序理论。民法与民事裁判当然不可以违反宪法，但这也意味着在不违反宪法的前提下，民法可以有自己独自的价值，民事裁判应当靠民法原理本身来解决纠纷。[6]虽然也有一些学说在支持间接第三人效力观点的同时，强调了具体运用上应当尊重私法自治，谨慎和小心。同时，本文也主张第三人无效力的立场同样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不存在任何理论与运用上的困难。

[45]参见王建学主编：《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思想渊源之争》，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9～221页。这种说明方法最先来源于宪法学者君特•杜立希(Günter Dürig)的学说，[53]并最终被联邦宪法法院的吕特判决[54]所承认。

因此，作为将道德概念理论化的规范科学——道德理论的出场是必要的。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公法争议与公法救济研究(16JJD820001)的阶段性成果。

2.国家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理论质疑 近些年来，一种新兴的理论越来越成为德国宪法学的主流通说，且被运用到了第三人效力的说明中——这便是国家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理论。换句话说，国家存在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保护人的权利免受他人侵害，宪法的存在意义正是为实现这种目的提供操作说明——宪法首先告诉我们应当依靠法治、通过制定法律的形式来实现道德权利，其次告诉我们在用法律实现道德权利时必须注意不得侵害公民对国家享有的道德权利(基本权利规范)。

然而，积累在德国法学学术共同体中深厚的法律实证主义传统显然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改变的。[26]同理，如果法院的判决有可能违反宪法，那么这种情况的本质是作为公权力主体的法院有可能侵害公民甲的宪法基本权利(纵向关系)，因而法院必然采用纵向关系上的合宪性解释方法，排除可能过度侵害甲宪法权利的判决结果。[12]参见〔日〕高桥和之：「憲法上の人権」の効力は私人間に及ばない——人権の第三者効力論における「無効力説」の再評価，《ジュリスト》2003年第I245号，第137～14页。参见前注[40]，王建学文，第41页。

再具体来说就是，当我们在讨论基本权利规范是否具有第三人效力时，讨论的是原本适用于国家——公民关系(或曰场域)的宪法是否可以适用于公民——公民关系中，尽管公民——公民关系大多数情况下是私法关系，[21]但私法关系也可能包含国家——公民关系，因而两者并不等同。参见前注[3]，王锴文，第46～50页。

第二，宪法的这种客观价值秩序应当主要交由立法者负责实现，法律必须肩负起实现宪法价值的任务。[31]相同的观点，参见前注[23]，王锴文，第50页。

换句话说，作为自然、道德权利的人权已经全部实证化在了宪法中(尤其是人格尊严条款)，[58]超实定法的人权理念脱离自然权利属性成为实证权利。也就是说，宪法是否具有第三人效力转化为了宪法是否具有私法效力，再进一步转化为了公法私法二元区分的做法是否妥当。

[23]例如，参见柳建龙：合宪性解释原则的本相与争论，《清华法学》2011年第1期，第108～124页。[66]然而，本文认为该理论本身就存在着原理上的错误，且也代替不了客观价值秩序理论。然而，笔者认为英国的做法仅仅是合宪限定解释而已，本质是违宪审查。导师推荐意见 黄宇骁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的博士生，我作为他的导师，特推荐黄宇骁所著《论宪法基本权利对第三人无效力》一文在贵刊发表。

龚向和、刘耀辉：论国家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5期，第59～65页。接着，《人权宣言》第4条说：自由存在于能够做无害于他人的行为。

前注[1]，张千帆文，第14～18页。[16]例如，参见徐振东：宪法基本权利的民法效力，《法商研究》2002年第6期，第119页。

[75]参见李林、范传贵：法律如何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载《法制日报》2014年3月11日，第4版。[63]这种固执的法律实证主义思想有两大特点：第一，认为一切法律权利的正当化基础仅来自于实定法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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