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同前注[61]，[德]卡尔·拉伦茨书，第258页。

苏力作为法理学界的一个异类学者，笔者的观念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他的影响。这种结构安排大致上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为标准的。

同时，随着部门法学专业的兴起，法理学专业已经不似20世纪80年代那样热门，质量较高、愿意报考并且有志学术的学生也越来越少。如果A刊引用B刊次数多，那么B刊就比A刊更有影响。例如，布迪厄提出的司法场域概念，就可以分析法官、律师和当事人在司法裁判中的权力关系和互动过程。童之伟是笔者硕士阶段的导师。最佳的判断是两者的结合，这也就意味着法教义学与社会科学需要合作，而且是深度合作。

法理学在整个法学资源分配格局中依旧占据着重要分量，因此对打算从事法理学教学研究的学生仍具有一定吸引力。笔者也是以此将课程体系分为六编十七讲，即第一编是理解与理论(观察角度、观察立场、知识训练)。我们如何对机器人进行规制取决于我们采用何种圭臬，不同种类的机器具有多种竞争力的圭臬，获取正确的圭臬对于机器人法的成功或者失败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

法人的出现是抽象人格的具体表现，在注释法学派的影响下，只有在团体成员的多数人之外独立存在的抽象人格，[37]法人才能得以发生。现实中弱肉强食的现象广为存在，一次又一次损害了民法的平等精神。[83] （二）体现法律人格的技术性和替换性 智能机器人在法律人格的属性上表现出浓烈的技术性和替换性。[85]吴汉东：《试论人格利益和无形财产利益的权利构造——以法人人格权为研究对象》，载《法商研究》2012年第2期。

四、工具性人格的法律化构建路径 （一）明确法律人格的有限性 智能机器人具有类似于人类独立思考以及深度学习的能力，这是其与其他技术类科技手段最主要的差异。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独立性，实现从直接控制转向信息控制。

未具有智的特征，只能称之为机器。[27]机器人与人的最大差别就是理性人面对复杂的情况时，只能作出其最为满意而不是最好的选择。[42]第十巡回法院认为现行程序做出乃基于不可预想的机器设备的错误，该错误后果应该由被告承担，计算机作为被告的代理人。[7]《法国民法典》制定前的民法并没有承认所有人的民事主体地位，即便在民法典刚颁布之初，仍然保留丈夫对妻子的附属权利，妻子的民事主体地位并没有完全确立。

（一）智能化发展突破传统主体客体的划分 主客体二元区分体系是现代民法构建的基础，其实就是以人类自我为中心构建的体现。根据《美国代理法重述（重述）》第1.04(5)条的规定，根据普通法的规定，计算机软件只能作为一项工具，而不能作为代理人或者主要参与人。[82]同前注[20]，袁曾文。[52]现实中，我们也经常对那些在交易中产生作用的具有苛责性的行为分配责任。

[34]苏永钦：《无色无味的民法人》，载李富成主编：《北大法治之路论坛》，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72]法律应该为智能机器人创造承担经济责任的路径，例如为智能机器人开立相应账户，当他们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时，优先以这些资金进行赔付，也可以为机器购买保险。

[58] 从法典制定的形式理性而言，需要发展一套能够糅合各种不同的法律要素从而达到统一使用的民事主体制度体系，这种抽象的方式就是提取公因式。[92] 结语 主体（人）与客体（物）严格区分是传统民法体系的基本制度，所谓民法意义上的人须具有独立之人格，即权利能力，既包括自然属性上的人，也包括法律拟制上的人（法人），可以说主体制度是民法典体系化的起点。

但由此又造成一个问题，这是谁的严格责任，是使用人、制造者、开发者？基于严格责任的根基是危险责任，将智能机器人本身视为高度危险物品存在，这违背了智能机器人是服务人，增加社会运行安全，实现社会高效的初衷。[79]例如在数据保护层面上，智能机器人技术的应用必须保障公民的隐私权、数据权不被侵犯，这方面已存在不少习惯法，如目的明确、最少够用、公开告知、个人同意等原则。以此，智能机器人并不缺乏财产权的存在基础，其可以通过监管或者其他方式弥补意志能力的缺陷。法人的设立乃是基于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利用法人这一组织体实现投资人有限责任的需求，而并非决定于其意志能力。在现代社会,人是不能作为权利客体而成为他人权利的支配对象的。[56]而对于自然人来说，不管是人格还是权利能力，并非是通过法律技术手段赋予，而是基于伦理性的存在，其来源于人的理性与自由意志，从一出生即可享有，[57]并非来源于立法者的赋予，先于法律而存在。

[9] （二）功利主义推动伦理性法律人格的转变 非人可人的功利主义推动经济性法律人格的出现。[24]季秀平：《对债权客体的重新认识》，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这就有必要反思民法中抽象人的表现，重新构建民法上的抽象人格制度。三、工具性人格构建的基本要素和前提条件 （一）意志并不是工具性人格的本质属性 温德沙伊德虽然认为权利能力来自于法律的赋予，但是，这个法律作为实在法却不是立法者的意志，而是来自于近代哲学以来的伦理的‘自由意志的人格。

[32]民事主体制度着眼于社会生活中抽象的人，而不关注现实中有血有肉的具体人。[3]为此，在智能技术社会化应用改变传统‘人—物法律关系的情况下，法律治理必须优先于科技伦理，以防止传统概念的崩塌。

市场经济中，有些法人可能就是计算机软件运行，自然人仅仅只是工具，而不具有独立意志。在人工智能时代，伦理性不再是智能机器人是否能够成为民事主体的必要条件。例如，尽管机器人并不能完全地像法律上的人一样行使权利，但对于创作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以及实物财产仍享有权利。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言，民法典不知道农场主、手工业者和工场主、企业家，而只知道完完全全的法律主体，只是人。

无论是工具说、[74] 电子奴隶说[75]还是代理说，[76]尽管皆难以准确解释智能机器人的主体性，都说明智能机器人服务于人类的终极目的。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除非这条命令与第一条原则相矛盾。

就此而论，民事主体从来都是法律承认而非法律构建的结果。[46]同上注，第454-455页。

[34]在民法中，每个人都是享有权利与承担义务的主体，是社会生活的主宰。当我们探讨具体主体需要确定损害的原因与责任的来源时，我们经常忽视内心与精神态度。

但是就法人的权利能力而言，该权利能力的存在基础并不在于伦理，而在于立法者的法律构建技术，是立法者基于自然人的现实需要进行的创设。德威（John Dewey）认为法律中的人可能仅仅就是权利与义务承担单位（right-and-clnty-beuring unit）的代名词。[73]如此一来，保险制度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现有民事责任承担不足的问题。[7]参见李拥军：《从人可非人到非人可人：民事主体制度与理念的历史变迁——对法律人的一种解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2期。

但问题是，作为产品责任，需要证明制造商与软件开发者在制造或者设计本身具有缺陷，这个缺陷包括功能缺陷、设计缺陷或者通知缺陷，如果没有此种缺陷，我们很难说其具有责任。机器人的责任承担可以通过相应制度来实现。

抽象人格的确立，使得近、现代民法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了无差异的人类伦理之上实现了真正的平等——身份等具体的人的特质，被排除于人格基础之外。在相对落后和野蛮的奴隶制时代，法律仅为极少数上等人、自由人服务，法律承认的民事主体也仅限于此类少数人。

[89] （三）建立特殊责任承担机制 智能机器人致人或物损害，很难理清占有者或使用人的意志在其中施加的影响，进而很难简单地由人承担责任。但要使法律意义上的抽象的独立意思转化为现实性，不是行为人具有独立的意思表示，承担法律责任也不要求行为具有意志的特性，而是要使其具备与其责任范围大体相称的独立财产，由此意识并不是人格的本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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