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宪法并不是法律汇编。

五四宪法采纳将自由权与社会权统一列举的方式，具有先进性。法律平等仅为形式平等，法律适用平等是程序公平的同义词。

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4]毛泽东所说的资产阶级类型宪法只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称谓，其学术品性正是近代自由主义宪法。本文所指的五四宪法自由观的现代性，是在与个人先于国家的古典自由主义相比较的基础上而言的，包含了参与的政治自由与国家干预的社会权两种积极自由。生产资料公有制提供了国家干预和深入私人领域的空间，国家与社会融合奠定了劳动权条款的公共结构基础。根据我们的共和体制，他们都描述了谁形成了主权，谁拥有权力，并且通过代议制运行权力。

[25]权利的国家赋予属性充分反映在公民一词的使用上。[29]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0页。马克思一直将妇女解放和妇女权利的获得视为衡量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的准绳，日本宪法学家杉原泰雄承认妇女参政权在现代宪法中的地位，将妇女参政权作为估价现代市民宪法的一个指标。

一般认为，法律上与法律面前是有差异的。2.平等参政权衡量政权的民主程度 人民主权不仅意味着人民有权参与并形成政权，制定法律，创制、复决、罢免，担任公职，运行监督，还必须平等。宣言文字活泼生动，几乎完全仿照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无论语气、笔触、情致还是措辞都是独立宣言的翻版。这些规定说明五四宪法对财产权保障十分重视，且符合国际普遍标准，其对私人财产征收须为了公共利益的规定符合现代宪法对私人财产权的限制特征，既是对自由主义观念之下私人财产绝对和神圣性的克服，也是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公共领域之中国家与社会兼具分离与融合的宪法规范表现。

人民既然完全地行使了国家权力，也就会以主人的身份尽完全的义务。它既不同于防御国家的消极自由，亦不同于注重参与的积极政治自由。

[2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页。[55]起码在理论上，社会权保障最大限度地提供了人民民主制度的正当性，是对非一己之所私的民主政权的具体阐释。人民主权消除了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紧张，乐观唯理主义的法律实证主义反映了对国家权力的信任，通过建构法律秩序而非怀疑和抵制公权力保障个人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

历史上，民主主义作为立国哲学的重要分支与自由主义比肩而立，其对自由的保护建立在参与公共生活的积极自由概念基础之上。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五四宪法基本权利规范，体现的正是后一种自由思想。[3]参见[美]斯蒂芬·布雷耶：《积极自由：美国宪法的民主解释论》，田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他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只是保障剥削阶级极少数人的利益和自由，而剥夺极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自由。

开国宪法的这一规定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民族性，并设定了具体目标。3.言论自由的民主主义本质与物质保障 言论自由的政治性是民主主义的体现，其古典含义决定了它们隶属于积极的参与自由。

五四宪法第9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其二，因应多种所有制成分，这部宪法规定了大量的私人财产权保护条款。

作为共同体成员资格的公民是主权的所有者，享有平等身份与地位，政治自由与社会权条款混合了两类形式的积极自由，最大化地体现了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两大宪法原则。[15]第三种是以邦雅曼·贡斯当为代表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五四宪法总纲第1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监督权具有内在合理性，是人民民主制度在基本权利上的体现，与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首尾呼应。五、结语：现代与超越 五四宪法的自由理念是民主主义式的，而非自由主义式的。这一注重参与的自由属于古代人的自由，源于公民美德及对公共生活的参与。

[8]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区分见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邦雅曼·贡斯当。刘少奇在五四宪法草案中明确指出国家强大与民主权利之间的关系：人民的国家机构越是坚强，它就越有能力保卫人民的利益，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社会主义的建设。

选举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既不能说普遍，更不说明平等，只有在普遍性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讨论平等，亦即选举权的普遍性是平等性的前提。幸福追求表达了对国家权力的乐观期许。

处于消极地位的自由指个人免于强制与对国家的禁止，处于积极地位的自由指个人基于国家成员资格的请求权。义务虽然要求强制履行，且属于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但只有具有公民资格、享有权利的公民才具备承担义务的能力，其实质是主权所有者的职责。

德国学者认为，平等是针对行政与司法两权适用的用语，要求这两权必须以法律作为准则，予以平等地、合法地适用。五四宪法中的公民一词在表明权利法定的同时，有助于权利意识的加强。权利义务相一致包含两方面内涵：一是每一个人平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曾经有人认为，中国宪法过分强调言论自由的政治属性，忽略了非政治性内容，仅仅将言论等自由等同于政治表达。

[23]这是因为，五四宪法以人民主权为基础，公意理论的核心是公共意志和个人利益的统一。当斯塔尔夫人说在法国，自由是古典的，专制才是现代的之时，[1]她所指的自由是一种公民资格，即参与公共事务辩论与决策的权利，与近世免于国家侵犯的消极自由迥然不同。

第93条规定了物质帮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三重意义决定了五四宪法对平等的置重：其一，克服旧中国民不聊生及社会差异的政治自觉。

[4]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载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法律教研室编：《宪法学资料选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两方面内涵都蕴藏在平等法理之中。

[54]在后者，现代宪法打破了公私对峙的二分结构，代表公共利益的公权力深入至私人领域，干预经济自由。宪法第8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如同艺术品的艺术性部分建立在丧失使用价值之后，五四宪法也因其多舛命运具备了观赏性，诸多基本权利条款成为现行宪法的蓝本，包括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监督权、社会权，乃至对私人财产的征收、征用都只是对五四宪法的恢复，且居住和迁徙自由仍处于争取之中。从逻辑上而言，该款实为赘语。

其三，对私有财产的保障。其四，允许为了公共利益限制私人财产，国家有权对私有土地征购、征用和收归国有。

[6]关于作为宪法整体目标及其民主价值的论述，可参见[美]斯蒂芬·布雷耶：《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何帆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铲除因财富不均而导致的社会地位不平等的思想古已有之，建立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理想源远流长。

[26]虽然该案因否定黑人公民身份进而成为美国内战的导火索，但判词揭示的人民与公民具有同样的法律含义，同为权利和特权的承载者具有深远意义。[16]第四种是以伊赛亚·伯林为代表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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