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提出建立健全涉及宪法问题的事先审查和咨询制度。

《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39)参见林锡尧：《行政罚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63页。

危险主要体现在裁量性上。(3)两年内是否有两次以上同类违法行为。一方面，过罚相当原则是合理设定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刑法》第4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由上观之，无论是刑法学的发展流变，抑或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皆从两个维度探索合理设定和实施刑罚权的方案。

然而，过罚相当原则由于是法定原则，且其中包含了较为明确的过罚相当三个要素，因此其内涵和外延相对周延。有责性则是针对个人满足应为要求的能力，通常包括法定责任年龄、精神状态，等等。[2]杨义先、钮心忻：《通信简史——从遗传编码到量子信息》，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20年，第283-291页。

因此，单单依靠国家的治理和规制远远不够，网络平台自身必须担负起保护公民通信权的社会责任。作为一国之根本法，宪法是一个历史与当下的统一体。第一，《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数据安全法》可谓是数字时代通信权保障的基本法。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等都是劳作产生的作品，是人性之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都属于不同的符号形式[14]，被一个共同的纽带联系在一起。

如麦克卢汉所言，电子媒介的迅速发展使得人类逐渐结合为一体，重新部落化，地球这颗行星成为相互联通的地球村。《个人信息保护法》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集大成者，该法明确规定了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基本原则，规定了国家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活动程序与规范，明确规定保护公民的敏感信息。

[32]A.L.Newman，Protection of Privac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24. [33]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以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界分为中心》，《现代法学》2013年第4期，第62页。单纯将宪法通信权理解为个体人格权，或者将其与特定的通信媒介技术绑定的定义，都没有准确把握通信权的本质内涵，需要对宪法通信权作更为一般性的解释，即在现代科技持续进步的背景下，对这一权利作出历史的、体系的以及合目的的法律解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不只是自下而上进行的，而是国家作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义务主体为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物质保障与技术保障。人生天地间，本是一无限延展之存在，但受限于物理与文化媒介的局限，只能局限在有限的时空里。

[17][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6-34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通信发展史见证了国家积极承担保障、促进公民通信权的责任。在古代，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水平较低，烽火狼烟、飞鸽传书、驿马邮递是那个时代最为真实的写照。科技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表现在法律等上层建筑当中。

一类是罗列通信的不同类型，却没有指出通信媒介的一般性和开放性。[23][美]查尔斯·蒂利：《信任与统治》，胡位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9页。

此外，国务院、工信部等连续颁布了鼓励扶持电信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性文件，这是国家主动承担推进现代化的国家义务，保障公民通信权的重要体现[38]。二、人的无限延伸与跨越性人格 现代社会的进步，与其说是从身份到契约[12]，不如更一般地说，就是人格的无限延伸和拓展。

通过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通信技术的发展，为公民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拓展自身人格提供技术保障与物质保障，这是通信权最为核心的内涵。因此，通信权在法理基础上对应的是跨越性人格，语言只是跨越性人格的符号与媒介体系的一部分，除了理性交往与论辩之外，符号与媒介技术是实现跨个体价值和跨越性人格的核心。国家为此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各个网络平台相互之间的互联互通，确保公民通信权的充分保障。在其蜚声世界的《法哲学》中，拉氏概括了三种价值及其对应的三种人格类型。这既是《宪法》第33条尊重与保障人权基本主张的体现，也是我国《宪法》序言中规定实现现代化的要求。1954年《宪法》第89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这一秩序意味着，除了不侵犯并保护基本权利之外，国家要运用一切手段促进、保障基本权利的实现。在历史维度上，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生活中，通信权一度局限在邮政电报，而电视电话被视为发达国家的象征。

我国1982年《宪法》第40条规定了公民通信权，却带有鲜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烙印。因而，这部法律实质上是《数据安全法》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延伸，是一部具有公法属性的保护公民通信权的基本法律。

[41]参见《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4-80条。1993年美国开始建设信息高速公路项目，将互联网发展的最新成果应用于民用通信领域。

现代哲学的重要突破在于认识到在纯粹的物理世界与纯粹主观精神世界之间，存在着以客观知识或符号为载体的第三世界。这些权利虽然是不同的权利类型，但本质上都是关于媒介的权利，只是跨越了不同技术时代而共同出现在当下的宪法文本当中。注释: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界定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的界限确有必要[32]，《民法典》中规定了隐私权，隐私权与通信权密切相关的通信内容可以被界定为公民的隐私。

[7]在我国《宪法》官方英文译本中，第40条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被翻译为freedom and privacy of correspondence，恰恰反映了立法者的时代性。19世纪之后，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人类通信领域发生了革命性进步。

[2]网络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将人类通信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宪法》基本权利的功能维度观之，基本权利的首要任务在于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基本权利的行使不受国家公权力机关非法或不正当的干涉，如确有干涉之必要，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要有合法或正当的理由。

数字时代技术的发展使公民的通信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何实现公民通信与个人信息保护的有机平衡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致力于回答的问题[31]。通信权成为一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同通讯技术引发的社会变迁是分不开的。

为了充分保障和实现这一宪法权利，通信权既是一项主观权利，也是国家义务与企业的社会责任。[29]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7日，第2版。比如说，国家保障公民通信权，有义务建设相应的通信基础设施。因此，我国宪法中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的条款是宪法通信权扩张解释的基础，属于通信权保护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语 纵观通信权发展历史，通信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的制度史与通信技术发展进步史往往是同频共振的。相比起来，communication一般指的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不同媒介对信息进行的传送，因此，将通信权的英文翻译定为the right to communication更为合适。

[38]近年来国务院推进网络通信基础设施的政策性文件主要有：2015年5月28日，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可以说，通信权入宪是科技发展进步的结果，一方面通信权对于人如此重要，以至于成为基本权利的一部分[6]。

回顾历史，通信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其制度史与通信科技的发展具有同步性。据此，宪法通信权的概念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人格自由延伸的跨人格权，二是特定媒介技术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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